社会组织可以整合社会资源，形式灵活多样，提供的服务与产品均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可能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众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扩大民众个体利益的实现路径。

在现代社会，法律常识不仅一方面为具体社会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以及为具体社会以良好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的良好的法律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提供着比较稳定、权威、持续的坚强支撑，而且另一方面它们也通过直接排除或者有效地抵消各种实质上非理性的理性狂热维护着基本上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以此为基础的基本上良好的法律秩序，正如邓晓芒教授所说的：常识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但却是一切非理性的狂热（宗教狂热、道德狂热、战争狂热、复仇狂热、偶像狂热等等）的有效的解毒剂。在这种情况下，常识或者被矫正，或者被一种理论所取代，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某些人看来，该理论多少有点刺激如果这样一种理论需要许多的教育才能理解，那么它将永远不能为常识所同化。

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全国开始严格整治校外培训，一些地方比如广东、湖北竟然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分别纳入扫黑除恶专项考核和扫黄打非任务之中。总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就是对常识信念的辨析、追问、思考和理论化。把一些视为主要的，把另一些视为次要的。因此，认真对待法律常识，严肃对待法律常识，真诚而谨慎地运用法律常识，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真正负责的正确的立场、态度与行动。首先学者们都认为在整体上司法是无法离开法律常识以及其他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的，这些常识必定参与其中，这主要体现在具体案件的司法审判活动中。

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第二，法律常识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交往和相互活动提供了最起码的相互评价准则并获得了相对可靠的共同预期。组织的生存不依赖特定村庄，也不依赖受益对象的关系网络，主要面向社会吸纳资源，包括资金、信息、志愿者等，资金主要由秉持相同或类似观念的企业家或民众捐赠。

社会治理法治保障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保障乡村振兴的具体项目和事务在乡村落地。有些措施还可能同时强化两个方面的能力。[22]〔美〕西达·斯考切波：《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载〔美〕彼得·埃文斯、〔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美〕西达·斯考切波编著：《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21页。乡村振兴需要在农村开展各种建设，向农村投放各种公共产品，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弱势群体帮扶等。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也正在推进中。在权的维度，法治需要促进乡村振兴权益实现并保障权益救济，前者应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后者应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就法律服务而言，就是要逐渐健全城乡一体、全民覆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现法律资源在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分配，从而实现以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保护乡村合法权益，在法律服务中培养法治思维、强化法治意识，促进乡村振兴相关法律的实施。也就是说，这种权利需要他人积极的作为而非消极的不作为才能实现。这四个维度体现了乡村振兴中的民生保障、地权保障、社会治理、权益实现等基本面向。第三，内生社会资本驱动。

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应当回应乡村实际需求。例如，吸纳村委会和党支部委员，利用村干部的支持开展工作。权益获得有效救济，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表征，乡村社会因此应得到有效的法治供给，有多元畅通的权益救济渠道，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当乡村振兴战略未能依法实施导致权益难以实现时，农民会向政府表达诉求，此时会借助信访、行政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等渠道。乡村振兴权益作为一种积极权利，需要政府积极作为才能实现。

民主动员的难点在于，村庄如何通过民主手段动员所有受益村民达成全体一致的合作，有效抑制个别人的不合作倾向。不过，目前在很多地区村庄，由于土地资源紧张，免费获得宅基地的做法已陷入停滞。

【摘要】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发展，促进乡村振兴需要法治统筹推进。[23]王绍光、胡鞍钢曾将国家能力概括为国家将自己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分为汲取、调控、合法化、强制四种能力。

（一）保障权益实现的基层治理能力 《乡村振兴促进法》第3条规定，促进乡村振兴应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乡村在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特有功能。社会组织治理在有些事务中具有优势，可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促进乡村振兴，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由此，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需要面对四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乡村外来人才的服务保障。[6]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居住证制度基于城市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为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稳定有序。民主决策的难点在于，当公共事务落地牵涉特定的人和利益时，如何有效协调，使这些人和利益不成为民主决策的障碍。第三，农业人口的民生保障。

（一）村级民主治理的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事务需要在村庄落地，其中多数需要通过村民自治的途径来解决，牵涉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然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常常很难有效实施。

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依赖农业谋生的中坚农民，[4]因此相应的法治保障非常重要。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要回应乡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现实需求。

农村社会结构及农民利益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农民权利意识觉醒，生产生活的利益纠纷呈现复杂化趋势，引发了公共法律服务的复杂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乡村振兴中有独特的力量，是社会协同的主要力量和标志，可以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促进乡村振兴，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18]组织运行依赖村庄内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构造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互惠关系，敦促人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维系公共利益，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开始实行市场化收费服务。2017年1月，当时的农业部还发布了《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既需要尊重农民土地权利，也需要保持土地利益弹性，保障乡村振兴的用地需求。

乡村振兴权益蕴含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之中，需要统筹推进，而统筹推进的主体则是各级政府。高海：《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实现》，《法学家》2019年第4期，第132页。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一体两面的重要政策。因此，这一时期乡村甚至出现了土律师和赤脚律师，[30]他们出于道义和乡情，为贫困农民提供免费或廉价法律服务。

周其仁：《城乡一体化渐进式改革》，《商周刊》2015年第26期，第63页。202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一是法律服务所，主要进行人民调解、代写法律文书、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乡村振兴权益属于积极权利，它是要求国家加以积极作为的权利，主要包括各种社会福利权利或受益权利，这类权利是社会弱势群体无力自由实现的权益，法律授权他们可以主动地、积极地向国家求助，国家有义务积极行动起来，统筹各种资源和力量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以帮助村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的权益。第四，农业转移人口的民生保障。[1] 促进乡村振兴应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当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成功，可以举家进城安居，就完成了城镇化过程。[9]这一现象十年前便广泛存在并引发法学学者关注，参见韩松：《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流转的现实问题及其对策》，《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第28页。

例如，《规划》中提及的推动农村产业发展、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建设平安乡村等，最终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同步进行，在土地问题上有高度关联性，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权益要得到充分保障，在村发展人口的土地权益同样需要得到保障，这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

《规划》指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权能，明确入市范围和途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生产和生活不再依赖农村、农业，土地上的收益在家庭收入结构中比例很低，不过他们中的多数人仍然很重视土地和土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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